社会美育：意识形态范畴下，如何走向多元差异立场？

股票开户阅读：53 2025-09-03 14:03:21 评论：0

<股票开户>社会美育：意识形态范畴下，如何走向多元差异立场？

摘要：一般认为，社会美育就是通过有目的地建设公共文化设施、策划公共文化活动以及装置日常生活空间，引导、维系人们对本民族“美感所在”的持续认同，进而增强国家意识、历史意识与社会团结感。因而，社会美育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国家社会文化治理的策略，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美育诚然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性，但是，在“如何”实施社会美育层面，人们是有选择的，即可以放弃启蒙、引导、塑造、一体性等观念，走向尊重主体性、自由、多元、差异的立场。

关键词：社会美育席勒意识形态审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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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席勒还是王国维，他们在提出美育概念之时并非特指学校美育。也就是说，美育概念本身就包含社会维度，是指面向所有人的审美教育。那么，为什么还要专门提出社会美育呢？只有对社会美育话语本身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意识形态性，才能理解社会美育的基本问题，即为何要进行社会美育以及如何实施社会美育。

一、席勒：美育的意识形态性

一般认为，席勒所谓的美育就是提倡教育之宗旨应该通过审美教育培育健全的人性。这诚然没错，但忽视了席勒提出美育的问题意识。席勒之所以郑重其事地讨论美育，是因为他发现，近代社会由于各种科学区分越来越细，社会等级和职业划分越来越严格，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被撕裂开来，人完全碎片化了。只有通过游戏冲动所创造的“活的形象”，即审美教育，才能让人重新恢复到和谐的、整体的状态，由此才能从根本处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正如他本人所言，“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1〕。由此可见，在席勒看来，美育并非仅仅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趣味、提升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关联着现实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对于美育的政治功能，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认为，自然国家都来源于强力，是强制国家，而文明的发展促使人致力于建立道德国家。“道德国家的建立靠的是伦理法则这样的一种作用力，自由意志必须纳入原因的范围，在那里一切都得与严格的必然性和恒定性相联系。”〔2〕在道德国家中，理性要求纯粹、客观、一体性，这与人的自然性、多样性有着矛盾。人如果完全放弃自然性、多样性，完全接受理性原则支配，就是一个蛮人；而坚持自然性、多样性，完全以感觉为支配原则，就是一个野人。“有教养的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尊重它的自由，只是约束它的任意性。”〔3〕因而，只有通过审美教育，将个体培育成“有教养的人”，道德国家才不至于毫无顾忌地践踏站在其对立面的个体最早明确提出审美教育，才能成为自由国家，而只有在自由国家中，个体才能真正地找到性格的完整性。如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得以和解。难怪伊格尔顿说，“席勒的‘审美’也就是葛兰西的‘领导权’”〔4〕，即通过美育可以从内部改造社会主体，把社会统治隐蔽地置入社会大众的身心之中。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席勒又具体阐述了美育的改良社会之功能。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和谐、团结、幸福的。“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唯独美的意象使人成为整体……唯独美的沟通能够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唯有美才会使全世界幸福，因为谁要是受了美的魔力，谁就会忘记自己的局限。”〔5〕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席勒所谓的美育就是社会美育。他实质上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社会美育这个问题，即经由美育可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然而，席勒对于美育社会功能的认识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视。只有李石岑在1922年发表《美育之原理》一文中，对美育与群育关系的阐释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在该文中，他提到了社会美育，但没有解释何为社会美育，也没有阐述其实施方法，而是讨论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的关系，认为美育有其独立的领域与方式，但并不脱离其他诸类教育之作用，例如美育之于群育，“美之普遍性与调停力，足以减少社会上之反目与阶级间之斗争”〔6〕。

由上述可见，席勒的美育思想并非纯粹形而上的高蹈之说，而是真切的现实关怀，实质上迎合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当然，还应看到，席勒的美育思想虽然暗含着深刻的社会美育观念，但只是在观念中解决社会问题，并未提供如何进行社会美育的具体方案。

二、社会美育：社会的审美教育功能

20世纪初，席勒的美育思想传到了我国。早在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就提及了美育，并将它界定为“情育”〔7〕。1917年4月8日，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情育”说，认为审美教育旨在陶养感情，以破除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念。〔8〕“情育”说无疑领会了席勒美育思想的要义，但这只是思想观念的提取，忽视了思想观念所要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即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完整的人以改良社会。1922年6月，蔡元培应李石岑之请撰写了《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明确提出了“社会美育”概念。蔡元培之所以提出社会美育，旨在强调要为离开学校的人提供美育机会，其具体实施方法包括建设美术馆、博物馆、剧院、影戏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举办美术展览会、音乐会等公共文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地方的美化”，包括美化道路、建筑、公园以及名胜的布置等。〔9〕蔡元培所谓的社会美育不是以美育来改良社会，而是通过增加社会的公共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来陶养人们的感情。他所阐述的不是美育的社会功能，而是社会的审美教育功能。

蔡元培的设想奠定了我们今天讨论社会美育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社会美育，就是看到了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以及日常社会空间有着审美教育功能，即通过有意识的装置、引导，可以建构、维系人们对本民族“美感所在”〔10〕的持续认同，进而增强国家意识与社会的团结感。对于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以及日常社会空间的教化、规训功能，国内外学者已经有深入讨论，此处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国内讨论社会美育的代表性学者大都循此理路。如杜卫提出，公共性是社会美育的根本价值属性，“社会美育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范畴”，其初衷就是“提高民众素养，增进生活福祉”。〔11〕孔新苗认为，社会美育“通过博物馆和剧场音乐厅等社会文化艺术机构，实现对大众的历史与国家认同、审美文化共识的建设”，其本质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12〕

蔡元培提出社会美育的具体实施办法时，各种社会美育的资源都还比较匮乏。即使在大中城市，也只有中上阶层才能出入博物馆、影剧院、音乐厅，极少数人有机会参与各种公共文化活动，更遑论小城镇与乡村了。而如今，县城有各种博物馆、文化馆、公园，乡镇有电影院，村里有农家书屋、村史馆。尽管各种公共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尚未完全实现城乡一体化，但大多数地方的美育资源已不再匮乏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道路、农田、城乡建筑的规划和更新，以及户外装饰、室内装修的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已经审美化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越来越重视衣着打扮，社会主体也审美化了。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生活在虚拟的审美文化空间之中。沃尔夫冈·韦尔施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描述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审美化过程”在我国已经成为现实。在当代社会，各种审美形象、审美装置不仅不再匮乏，反而是过度富余了。这种过度富余的审美形象，尤其是人脑交互、全息、AI等高科技造就的“拟像”，正在损害人们的真实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增加社会审美装置与审美资源作为社会美育的重心显然是不合适的。

晚近社会美育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即艺术院校的师生深入社会，建立艺术工作站〔13〕，推广“社区艺术”，进行“艺术乡建”〔14〕，等等。这是社会美育的新思路，即以艺术作为触媒，激发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弥合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裂隙。但是，这背后的启蒙意识与此前社会美育所持的规训立场一样，都“力求把各具特点的个体统一成一体”〔15〕。这种做法是单向度地彰显国家意志，而非席勒所期待的，通过美育实现国家意志与人的自然性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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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有约天津五大道睦南艺术市集

三、社会美育基本原则: “通过自由给予自由”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开篇大谈美育与政治的关系，收篇却致力于描绘理想的审美王国。他说，在审美王国中，“人与人只能作为形象彼此相见，人与人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互对立，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16〕。很显然，席勒是矛盾的，他并不想把美育视为改良现实社会的工具，而是希望美育能够超越工具地位与意识形态性。他深受康德美学的影响，认为审美意味着自由，即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只有“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才是真正的审美教育。席勒美育思想传到中国之后，人们只关注其现实性，即使偶尔有人论及审美王国观念，也是将之拉入现实社会中予以讨论〔17〕。

在现实中，社会美育显然是不可能超越工具地位与意识形态性。然而，如何在现实的社会美育中也能遵守“通过自由给予自由”这个基本原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谓“通过自由给予自由”，就是将审美教育对象视为自律的主体，审美教育主体之人格完善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将之视为其他目的的工具。进而言之，社会美育应该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然感性，尊重多元与差异，而不是试图引导、规训、塑造。也就是说，社会美育不仅要放弃启蒙态度，还要放弃国家意识形态立场，不再继续“从内部改造人类主体的进程”〔18〕。事实上，只有放弃国家意识形态的明确目的，无目的的立场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也才能合乎审美教育本然的目的，从而实现席勒所谓的道德国家与人的自然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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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瑞江水墨五大道作品展”现场

事实上，当下已经有一些“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社会美育实践。例如，魏瑞江所实施的社会美育，他在其作品展上邀请社区居民、普通游客“向前一步”，踏过传统的观展距离，和艺术家共创作品。展览结束后，这幅共创画作将被捐赠给社区并长期展示，有参与意愿的社区居民还可以继续参与艺术共创。不断延续画作的艺术生命。〔19〕再如，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提出并践行了“素人策展”理念，即让普通人参与艺术策展，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从而让人们能聆听、了解普通人对于艺术的观点和想法。该展邀请了6名没有美术背景的素人担纲策展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注册分析师、退休语文教师，还有大学教授和物业经理，都没有受过专业美术训练。〔20〕这些新的社会美育理念与实践不再抱持启蒙、引导民众等宏大叙事愿景，而是本着平等交流的态度，只是以艺术激发人们的艺术表达，以美唤醒人们的审美意识。这是主体间平等的社会美育，而不是有一方居高临下的“情感教育”，这样的社会美育才真正合乎尊重自由、差异、多元的审美精神。“审美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人权，属于人的最基本的权力”〔21〕，只有尊重民众的主体性，不将社会美育视为塑造社会主体的工具，民众才真正拥有这最基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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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宫素人策展计划（第一季）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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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社会美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就实践而言，社会美育也不可能超越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治理这些大范畴。但是，在“如何”进行社会美育层面，人们是可以选择的，即可以放弃启蒙、引导、塑造、一体性等观念，走向尊重主体性、自由、多元、差异的立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注释：

〔1〕席勒著，范大灿等译《席勒经典美学文论：注释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1页。

〔2〕同上，第218页。

〔3〕同上，第218页。

〔4〕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5〕席勒著，范大灿等译《席勒经典美学文论：注释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70—371页。

〔6〕李石岑等《美育之原理》，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2页。

〔7〕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9页。

〔8〕《以美育代宗教说》最早明确提出审美教育，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9〕《美育实施的方法》，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165页。

〔10〕 , to , , 1979. 马凯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对所有事物都保持同样强烈的兴趣，其审美意识只会高度集中于特定区域中的一类或多类事物，由此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美感所在。

〔11〕杜卫《社会美育论纲》，《文艺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