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异是什么？从拉波夫到祝畹瑾，3分钟读懂语言变异界说与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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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语言变异问题 一 语言变异界说

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语言变异（ ）。变异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常常把语言变异看作与语言规范相对立的语言形式，认为语言变异是对语言规范的背弃和偏离，是在众多因素综合作用影响下被边缘化的负面语言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这种想法逐渐发生了转变。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 Labov）是语言变异理论的创始人语言变异是什么？从拉波夫到祝畹瑾，3分钟读懂语言变异界说与理论发展，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体」（ ），语言变异是「对同一件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拉波夫的理论在以后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在《社会语言学概论》一书中，祝畹瑾指出：「语言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表现出来的。」陈松岑在《语言变异研究》一书中指出：「『变异』这个词，在当代的语言变异理论中，是一个特定的术语。它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这个『语言项目』，可以是某个音位，也可以是某些语音的组合或聚合规则；它可以是某个语义，也可以是某些语义的组合或聚合规则；它还可以是音、义结合而成的语素或词，也可以是某个语法范畴或者语法手段，或某项语法规则。」陈章太在《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一文中也谈道：「从宏观上说，（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社区，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语言社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从微观上说，语言变异，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因为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或场合、语境、话题的不同，语言表达目的的不同等，而引起的语言变体，或对语码选择的不同及语言风格的不同等。」聂桂兰认为：「语言变异属于一种言语活动。指的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对现代汉语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或变异。」朱学佳指出：「从宏观上讲，（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使该语言地区的语言状况发生变化。……从微观上说，语言变异，是指同一个内容，因为语言使用者场合、语境、话题、语言表达目的的不同等而引起的语言变异。」

综观各家对语言变异概念的表述，我们可以窥探语言变异存在的某些共同特征：语言变异是语言或言语交际活动中存在的一种正常的动态语言现象，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对常规语言的背弃和偏离。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一种常规模式，但是语言使用者往往为了自身需要对语言进行推陈出新，创造性地使用某种语言或言语，这就产生了语言变异。语言变异是语言系统中各要素不断交互作用，并发生量变和质变的结果，是新质要素不断出现、旧质要素不断隐退和消亡的结果。正是语言变异的存在，才促使语言不断被注入新的血液，不断地革新和发展。当然，语言变异不是任意的、放任自流的，语言同样需要规范地发展。

二 语言变异理论研究综述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语言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门学科，主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或者根据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社会现象。在社会语言学的影响下，语言变异理论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西方关于语言变异的认识，最早见诸施莱赫尔学生施密特（J. ）提出的著名的「波浪理论」（又称「波浪说」），他认为，原始印欧语由许多方言组成，其中心的语言成分从中心区向四周做波浪式传播。印欧语是由一系列共同语言特征联结在一起的，这些语言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是逐渐地、不明显地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某些「语言联盟」现象则是「波浪理论」的很好例证。他承认在共时的语言系统中，存在不同方言的变异形式，这种变异形式会影响后来由方言分化形成的、新的语言的特点，这为以后的语言变异研究奠定了基础。到了 20 世纪，语言变异理论探索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伦敦语言学派因语言变异理论研究而闻名于世。约翰·鲁珀特·弗斯（John Firth）是英国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语音学和语义学两个方面，提出了韵律分析法。在语言变异方面，他认为语言并不只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而且是许多不同于情景的「限制性语言」的总和。从 60 年代起，弗斯的学生韩礼德（M. A. K. ）继承了以弗斯为首的伦敦语言学派的基本理论，建立和发展了当代系统——功能语法，把重点转向探讨语言与社会学和符号学的关系。他重视语言和社会、文化的联系，在探讨语言变异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被看作语言变异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创始人，由他开创的语言变异理论研究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主体。他在 1963 年和 1966 年分别发表的硕士论文《麻省马萨葡萄园岛一个音变的社会历史》（The of a Sound on the of 's , ）和博士论文《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of in New York City），现在被认为是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的开山之作。他的硕士论文开始使用「显性时间」的方法来研究「进行中的变化」，认为语言的变化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动力；他的博士论文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语言变异现象，揭示了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现象，展示了语言变异的社会化层结构与语体系统的对应关系。过去的语言研究仅仅把语言变异看作与语言规范相对立的、误导性的语言形式，是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系统的干扰，是一种被边缘化的负面语言现象。拉波夫则认为语言变异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是对同一件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1968 年，温瑞奇（Uriel ）、拉波夫等人发表了题为《语言变异理论的经验基础》的文章，专门论述语言变异的性质和研究方法，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如：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体」，语言变异形式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序的」，「语言结构的多变性和异质性不一定都和语言变化有关，但是语言变化都离不开语言结构的多变性和异质性」。这些见解后来得到了拉波夫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语言变异研究的基本内容，并奠定了语言变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71 年，从乔治敦大学（ ）开始的以「变异研究新方法」（New Ways of ）为会议主题系列学术研讨会，成为语言变异研究者一年一度的学术论坛。1988 年创刊、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语言变异与变化》（ and ）是语言变异研究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标志。近些年来，拉波夫撰写的三卷本《语言变化原理》，第一卷《内部因素》在 1994 年出版，第二卷《社会因素》在 2001 年出版。2001 年由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出版的著作《语言变异与变化通览》（ The of and ）收录了二十多位学者撰写的 30 篇文章，是语言变异研究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该书分为方法论（）、语言结构（ ）、社会因素（ ）、接触（）、语言与社会（ and ）五部分，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同时指出了语言变异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是关于语言变异研究的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介绍著作。此后还有一大批语言学家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语言变异进行研究，使得语言变异理论不断充实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在我国，语言变异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1983 年，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探讨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会引起语音、语法和语汇等方面的变异。1987 年徐通锵在《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一文中探讨了语言系统同质说的局限性及其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研究方法需要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模型——语言变异理论。文章介绍了一些西方的语言变异理论和研究方法，并结合汉语实例对「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1988 年，陈章太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的《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一文中，指出了语言变异的内涵，探讨了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语言变异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并且展望了语言变异的发展趋势。1989 年，苏金智在《语言变异与文化变异》中，探讨了语言、文化与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阐释了语言变异存在的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性，更是进一步指出了语言变异与文化变异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对语言变异研究更加深入。1997 年，徐大明等人出版了《当代社会语言学》一书，将语言变异分为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和功能变体三种语言变体。1999 年，陈松岑教授出版了《语言变异研究》的专著，该书分为理论编和方法编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人们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存在形式的认识、当代语言变异理论等问题；下编探讨了研究语言变异的目的和方法、语言变异材料的分析、语言变异研究成果的应用。该书对语言变异从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语言现代化的观点，是关于语言变异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21 世纪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对语言变异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全面。2002 年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热潮，对语言变异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03 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创办，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言语社区」三个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2006 年，由徐大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是介绍语言变异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的重要著作。该书介绍了西方语言变异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现状，回顾了语言变异产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探讨了语言变异的研究方法、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分化、语言变异与语言接触、语言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展望。此外，在国内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和刊物上，也有更多的人关注语言变异现象，有更多人的论文探讨具体的语言变异现象，语言变异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西方学者对语言变异理论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语言变异逐渐从语言的「边缘」走向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语言变异的理论丰富，对社会因素的研究尤为突出；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定量范式法、文献研究法、语料库研究法等；对语言变异的研究呈现跨学科性，涉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诸多学科。语言变异研究呈现多元性、系统性趋势。但是传统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却忽略了人的主观认知、身体体验对语言变异的影响，这体现了社会语言学的不足。只有把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推动语言研究更好地发展。现在新媒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语言的革新与变异，为语言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语言变异和发展呈现新景象。

三 语言变异的条件

综观中西方社会语言学家对语言变异的研究，语言变异主要是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语言变异产生的条件，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语言变异的内部动因，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的关系，模因论新视角下的语言变异研究。

（一）语言变异的内部动因

语言变异是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语言结构系统内部，语言结构和项目之间往往存在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语言中一种异质要素的改变将影响到另一种要素甚至整个系统的变化。语言的发展演变和这种异质体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异质体的存在，才使得语言内部不断地分化、融合与发展。王希杰指出：「（语言）永远处在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演化的进程当中，语言本身是一种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大系统。」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诸多方面。例如，在新词产生过程中，一些外来词用汉字书写音译音节用来构成新词，逐渐变为有意义的构词语素，这是词义变异发展中的一种现象。例如，「的」原是「的士」（taxi）这个译音词中的一个音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构词语素，表示「租车」的意思，后来出现了「打的」「摩的」「面的」等新词语。词语音节结构变化丰富了词汇内容，从而推动了句法意义的发展。

（二）语言变异与社会的关系

语言变异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语言变异与社会联系紧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使人们的语言接触和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的观念形态和风俗习惯正悄然发生变化，加之人们由于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的差别，逐渐形成了言语社团，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语言变异。

1．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革与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语言也在不断地变异、创新。

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实现了可持续跨越式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词语，如「电脑」「网络」等，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变异的网络流行语，如「网虫」「大虾」「菜鸟」「恐龙」「青蛙」「新新人类」「灌水」等。一些广告语中特殊的新词语也给人留下许多深刻印象，如「请勿痘留」「衣衣不舍」「百衣百顺」「默默无蚊」「咳不容缓」「六神有主」「饮以为荣」「随心所浴」等。此外还有「粉丝」（狂热、热爱之意，后引申为影迷、追星等意）、「大腕」（大牌、重要人物）、「美眉」（美女）、「骨灰级」（指很有水平，很老。也可泛指一些人在某些领域的水平、造诣很高）等词语，既幽默诙谐，又有自己独特的含义。

在政治方面，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的服务职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发展面貌的新词语，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政绩观」「正能量」「中国梦」等。

在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业兴盛，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观念更加多元化，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语言变异现象，如汾酒的广告语「天下大势，『汾酒』必『喝』，『喝酒』必『汾』」，借用罗贯中《三国演义》开篇语句，既具有强大的广告效益，又具有中国文化的气息，可谓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语言的发展，语言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变异、创新，语言变异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语言接触和社会交际的需要

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等，各民族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语言之间的接触也同样越来越频繁，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语言变异。语言接触通常包括语言成分借用、语言兼用、语言混合、语言转用等。语言成分借用包括词语的借用、语音的借用、语法的借用等。借词是新词语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巴士、麦当劳、克隆、比基尼」等就借自英语。语言兼用是一个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外，还兼用其他民族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例如，我国新疆的锡伯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受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发生变异。语言混合会产生「洋泾浜」「克里奥尔语」等语言现象。语言转用，又称「语言替换」，是指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或者民族的部分人放弃使用本民族的母语，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满语在历史上曾为满族人广泛使用，但是随着清朝的灭亡，满族人的语言大都转换成了汉语。

社会交际，简称「社交」，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语言现代化的观点，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农业化大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网络信息化不断深入，大众传媒如电视、网络的普及，人们的沟通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语言变异主要体现在普通话的推广、网络词语的使用上。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人们交际普遍采用普通话，各种方言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方言亟待拯救，这也是语言不断变异发展的结果。

3．观念形态和风俗习惯的改变

在传统封建社会，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有很大桎梏，男女关系呈现为男尊女卑，女性地位低下，从一些汉字形体上（如婢、妓、嫉等）也可以体现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忽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地位不断提高，女性越来越受到尊重，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词语，如「美女、靓女、潮女」等语言变异是什么？从拉波夫到祝畹瑾，3分钟读懂语言变异界说与理论发展，都反映了语言的变异与发展。

4．年龄、性别的差异

年龄、性别的差异也是影响语言变异的重要外部因素。根据拉波夫等人的研究，「变化与年龄相关的标准模式是：在最年长的一代人的话语中，出现少量的某一种变式；在中间的一代人的话语中，该变式出现的频率有所增加；在年轻的一代人的话语中，这一变式出现的频率最高」。在目前的研究中，与年龄因素紧密相关的两个变异是年龄级差（age-）和进行中的变化（ in ）。年龄级差变异反映了在特定年龄层人群中几代间反复出现的一种有规则的变式，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年龄阶段才会出现或者使用某种变式。进行中的变化则往往表现为年轻人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对某种变式的使用呈现累积增加的一种趋势，这种变化是恒久性的，不会因为年龄增加而消失。拉波夫认为：「变化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的基本静态阶段（ ）、中间的快速增长阶段（rapid ）和最后的平稳完成阶段（-off）。变化在初始阶段缓慢地近乎静态地传播，随后传播速度快速增加，到了最后阶段其速度又再次减慢直至变化完成。」拉波夫将人们的全方位口语习得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基本语法习得阶段、习得地域或方言阶段、社会意识萌芽阶段、语体变化阶段、经常使用标准语阶段、语体库完备阶段。钱伯斯（）则宽泛地将社会方言习得分为孩提时代、青春期、成年期三个阶段。钱伯斯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以后的中年人，说话者的社会方言比较固定，很少再有大规模有规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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